我是艺术学院2023级舞蹈表演专业的孙浩龙。我实习的地方是重庆1949大剧院。在这里我成为了红色历史剧《重庆·1949》里的一颗“螺丝钉”。
       刚来时的日子，我整个人都被铺天盖地的声光电裹得发晕。这座专门为一部戏造的旋转舞台，本身就像一座转个不停的精密钢铁城。我要做的，就是在这庞大的机械和宏大的故事里，找准自己那个小得不能再小，却半点不能错的位置。我演的是群像里的一员——那些在黎明前最黑的时候，依旧硬骨头不弯的志士。没有自己的名字，台词多半也融进了大家一起喊出的铿锵誓言里。但我很快就懂了，在这里，真的没有小角色，只有没把角色演好的小演员。
       我的一天，从清晨空荡荡的剧场开始。提前两小时到岗，慢慢成了我的习惯。偌大的观众席黑沉沉一片，只有舞台上的工作灯洒着冷白的光。我就借着这道光，一遍又一遍练着“狱中志士”的动作。戴镣铐的脚该怎么抬、怎么落，才能既显出被束缚的沉，又不丢骨子里的挺拔？被推搡时身体歪多少度，肌肉该怎么瞬间绷紧，才能把疼和不服气都传出去？我对着舞台侧壁那面大镜子练，镜里的自己，从一开始生硬地模仿样子，到后来慢慢能感觉到一股从里头透出来的“劲”——那是靠信念撑起来的肢体张力。我还跟着主演的录音，在空落落的舞台上小声念那些烫嘴的台词，琢磨每个重音里藏着的情绪，体会沉默时眼睛里该有什么样的光。我心里清楚，只有把这些动作和情绪都刻进肌肉里，到了真正演出时，在那个转得飞快、瞬息万变的舞台上，我才能成为历史背景里一个活起来的注脚。
       舞台之外的活儿，对我来说也是课堂。我主动跟着舞台组的老师傅们，学道具怎么摆、该走什么路线切换。38个主要的道具切换点，散在12个像时空魔方似的场景里。一根火炬、一张带血的信纸、一副冰凉的脚镣，它们什么时候出现、什么时候消失，都得卡得严丝合缝，差一秒都不行。我用笔画草图，笨手笨脚地记，又用脚一步步量侧幕条到定位点的距离，直到闭着眼睛，都能在脑子里把整场戏的物资流动路线画出来。这些看着和表演没关系的琐碎活儿，却让我第一次真真切切懂了什么是“舞台艺术”——它就是无数个细节织成的完整幻觉，哪一环松了，精心搭起来的梦就可能破个口子。
      真正的考验来得没半点预兆。就是个普通的演出日，离开场还差不到两小时，演“青年学生”的主演突然犯了急性咽喉炎，嗓子哑得根本没法上台。这个角色戏份不算多，却有三段情绪一步步往上推的独白，是串起好几场关键戏的纽带。导演在后台急得来回看，最后目光落在了我身上：“孙浩龙，词和走位你熟吗？能不能顶上？”
       那一刻，心脏“咚”地一下撞在胸口上。熟吗？那些台词我在台下跟着念了不下一百遍，走位图早就刻在脑子里了。可“知道”和“站在聚光灯下，对着上千个观众演完”，中间差着老大一截子。没工夫犹豫，我深吸一口气，使劲点了点头：“我试试。”
       化妆、换衣服、戴麦。候场的时候，我能听见自己的血“嗡嗡”地往耳朵里冲。舞台监督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别把自己当替补，你就是那个‘青年学生’。”幕布一拉开，音乐响起来，当我迎着那股热得像要把皮肤烤化的追光走上台，说出第一句台词的瞬间，奇怪的是，所有的紧张都沉了下去。我好像真的看见剧本里写的那个年轻、热血，眼里闪着理想光的小伙子。我的声音可能没原主演那么亮，但那种在黑暗里找光明的急切和坚定，是从心里涌出来的——那是我琢磨了无数遍的情绪。那几段独白，不再是需要背下来的文字，反倒成了我胸口里不吐不快的呐喊。最后一幕结束，掌声像潮水似的涌过来，导演在侧幕冲我竖了大拇指，说我“情绪连得上，节奏踩得准”。穿着被汗水浸透的戏服，我心里踏实得不行，那是从来没有过的感觉。
       这次“临时救场”之后，我对舞台的理解悄悄变了。我不再只是个等着听指令的“零件”，开始真的站在“剧中人”的角度，去看整个舞台。有一次例行检查，我发现侧幕那里，一个关键追光的设备角度好像偏了一点点。那是“烈士就义”场景的重要光位，一束顶光必须刚好罩住主演，象征着精神的升华。我赶紧找了技术组的老师。检查之后才发现，果然是因为连日演得勤，固定的卡扣有点移位了。调好之后，当天晚上演到那一幕，那束像圣光一样的光柱稳稳地落下来，画面还是那么震撼。后来技术老师跟我说：“小伙子，眼神挺尖啊。”就这一句简单的认可，让我觉得，自己是真的成了守护这场演出完整的一份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