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教育强国战略引领下，高职院校产教融合的实质是构建一种深度融合、高效协同、价值共创的教育—产业共生共融系统，终极目标不仅在于适配产业需求或提升办学能力，更在于通过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耦合，强化“育人—兴产—强国”的逻辑串联，服务国家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双重转型。这要求超越工具性思维，开展一场深刻的范式革命、制度创新与组织变革，其成功实践必将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与理论示范。

首先，高职院校产教融合需彻底摆脱“被动适应”的路径依赖，转向“主动引领、价值共创”的新范式。产教融合的核心动能不能仅局限于满足已知岗位需求（即“响应型融合”），更要着眼于孕育未来技术能力与产业新形态（即“创生型融合”）。院校、企业、政府、行业等多元主体在“技术—知识—人才—价值”的流通中，通过要素互补与协同进化，形成高度融合、相互依赖、利益共享的共同体，催生结构性创新。高职院校通过扮演“技术桥接者”与“人才孵化器”，与企业共同探索前沿技术、重构工作标准、孵化新质岗位，从而实现从产业链的“尾随者”到技术变革“策源地”乃至未来产业“共谋者”的角色转型。这不仅关乎技能人才供给的精准性，更关乎产业能级跃升的动力源。

其次，高职院校产教融合从外在“连接”走向内在“耦合”，关键是开放协同的制度创新与治理重构。构建适应开放性、动态性与价值多元性的现代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体系，要求在治理逻辑上融合“科层治理”与“市场治理”的精髓：强化政府的宏观统筹和政策供给（如出台“金融+财政+土地+信用”的实施细则）；释放市场驱动的活力，以产权、契约、价值共享为核心纽带，激励企业深度内生参与；提升教育响应的专业自觉与制度韧性，通过制度化的共同价值契约、理事会架构、精准绩效评价等机制，保障各方主体权责利平衡与行为可预期。市域产教联合体、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等制度化共治框架，正是这一治理制度创新的具象化，其效能发挥有赖于制度性规则对主体行为的引导与规制。

最后，现代化视域下的高职院校产教融合，本质上是一个高度开放的社会化知识技能循环与创新网络。其边界从传统的“双元”拓展为“多元”甚至“无界”。高职院校需成为开放办学的核心节点，主动链接并协同大中小微企业、科研机构、行业协会等更广泛的社会主体，打造“知识要素可自由流动、能力发展可跨界延展”的教育“生态雨林”系统。这要求打破组织壁垒，通过数字化平台、实体共享空间、制度通道等，构建“产—学—研—用—创”知识无缝转化的渠道。这种开放性，是“五金”新基建发挥作用、弥合“所学”与“所用”鸿沟、实现“学以致用、用以促学”持续良性循环的生态基础。（节选自《中国高等教育》20252年第z2期）
   初审：陈淑琴
   复审：王玉岭
   终审：李涛